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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虞云国（宋史专家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一你一定还记得，《水浒》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，“生来爱带一枝花，河北人顺口，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”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，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满脸横肉的刽子手，却在帽檐上簪着娇艳可人的一朵鲜花，该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喷饭啊！日本宋史学者佐竹靖彦注意到蔡庆簪花的现象，但他认为，在宋代，“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，刽子手在其鬓发上插上一朵花以为其送行，蔡庆的习惯便是由此而来的”，故而“一枝花”的绰号比他哥哥蔡福的“铁臂膊”更可怕。他为这一说法引《水浒传》中“梁山泊好汉劫法场”那回江州准备处死宋江与戴宗时的例证：就大牢里把宋江、戴宗两个匾扎起，又将胶水刷了头发，绾个鹅梨角儿，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，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，各与了一碗长休饭、永别酒。我们还可以为佐竹补充小说描写王婆行刑时也戴着纸花的：东平府尹判了一个“剐”字，拥出长街。两声破鼓响，一棒碎锣鸣；犯由前引，混棍后催；两把尖刀举，一朵纸花摇，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。但从前引小说里交代蔡庆绰号来历时，只说他“生来爱带一枝花”，则佐竹的论点虽可以聊备一说，但似乎过于穿凿。至于为死囚犯在处决前簪戴纸花，焉知不是尊重罪犯生前发饰习俗的人性化举动，就像给死刑犯送上断头饭、永别酒那样，是让他享有做人最后的权利，未必就是宋代死囚犯行刑前的特殊规则。之所以如此解释，关键还是因为，在唐宋两代，簪花并不只是女性的特权，男子也是可以有权染指的。唐代黄滔有《断酒》诗，自称“免遭拽盏郎君谑，还被簪花录事憎”，这位簪花录事当然是男子。这里且说宋代。当时每逢重大节庆，例如郊祀回銮、皇帝生日、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，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，此即《宋史·舆服志》所说的，“幞头簪花，谓之簪戴”。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，《东京梦华录》说他每次出游回宫，都是“御裹小帽，簪花乘马”，从驾的臣僚、仪卫，也都赐花簪戴。诗人姜夔有诗记载朝谒景灵宫后群臣簪花通过御街时的壮观场景：万数簪花满御街，圣人先自景灵回。不知后面花多少，但见红云冉冉来。对臣僚簪花，《水浒》也有所反映。第七十二回“柴进簪花入禁院，李逵元夜闹东京”说，柴进、燕青在东京酒楼上，“凭栏望时，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，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”，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诉他们：徽宗给每个班直“皆赐衣袄一领，翠叶金花一枝”，有宫花锦袄，才能自由出入大内。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，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。有一次，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，真宗特赐异花，说：“寇准年少，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。”这种赐花，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，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到幞头上，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。真宗时，召东京留守陈尧叟和大内都巡检入后苑赐宴，真宗与二臣“皆戴牡丹而行”，宴会间，真宗命陈尧叟“尽去所戴”，“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，陈跪受，拜舞谢”，令人艳羡不已。皇帝所赐之花，也有种种区别。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。每年三月，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，与游群臣才得遍赐“生花”（即鲜花）。真宗时，有一次曲宴宜春殿，赐花，“出牡丹百余盘，千叶者才十余朵，所赐止亲王、宰臣”。其他则是人造生花。这种宴集赐花一般都是人造花，分为三品：绢花成本较低，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，为向辽使表示节俭，就用这种绢花；罗帛花色泽艳丽，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；大礼后恭谢、上元游春等，从臣都随驾出巡，到时有小宴招待，这种场合则赐“滴粉缕金花”，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。一般官员雅集，也有簪花的风习。据《舆地纪胜》说，韩琦出知扬州时，州衙花园长了四朵数十年一见的奇特芍药，韩琦即命设宴园中，请通判王珪、签判王安石赴会，三人都知名当时。但还有一朵芍药给谁簪戴呢？恰有人通报知名之士陈升之赴任经过扬州，第四朵名花终于有主。四人簪花入席，他们将来都位至宰相。且不说后人以为四人应了“花瑞”，却由此可以证明士人簪花宴饮习俗的流行。这一习俗在当时诗文中也有所见。苏轼就有《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》之类的诗题，感叹“帘前柳絮惊春晚，头上花枝奈老何”。东坡老年有一次立春簪花胜，他的侄子打趣道：“伯伯老人，亦簪花胜耶？”黄庭坚也有词云：“花向老人头上笑，羞羞，白发簪花不解愁。”“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”，官方文化历来领导着社会习俗的新潮流。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，则不论性别年龄，不论贵贱贫富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，都簪花成习了。有一位刘使君面对镜中华发，仍填词道“虽然年老心未老，满头花压巾帽侧”，与苏东坡、黄山谷相比，他可一点都不服老。陈留街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刀镊工，以刀镊所得与七岁的女儿相依度日，“醉饱则簪花，吹长笛，肩女而归”。听说这一故事，黄庭坚大加赞赏，怀疑这位刀镊工是“有道者”，说他“无一朝之忧，而有终身之乐”，真正知道生活之美的。约略与苏东坡同时，房州有一个隐居的异人，能诗会画像，出口就是“神仙异语”，常戴三朵纸花入城市，因为不知他的真实姓名，市人就围着他起哄，大叫“三朵花”，他却笑着说：“莫要如此，莫要如此！”房州通判许安世求得他的自画像，准备致送苏轼，为其赋诗致意云：学道无成鬓已华，不劳千劫漫蒸砂。为来且看一宿觉，未暇远寻三朵花。绍兴（—）初年，江淮有一个名张琦的大盗也自称“三朵花”，那是“意欲冒其名以惑众”。建炎二年（），荆湖北路还有一个盗贼首领绰号叫“九朵花”。无论是“三朵花”，还是“九朵花”，强盗簪花却是不争的事实。《水浒》对男子簪花也多有涉及。第十四回描写阮小五出场时的打扮道：“斜戴着一顶破头巾，鬓边插朵石榴花。”第四十四回杨雄亮相时，《临江仙》赞词也说他“鬓边爱插翠芙蓉”。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会上那阕《满江红》也说：“头上尽教添白发，鬓边不可无黄菊。”第七十二回“柴进簪花入禁院，李逵元夜闹东京”说，柴进、燕青在东京御街上，“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，纷纷济济”。二据欧阳修所见，洛阳“春时，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”；另据王观说，扬州也不论贵贱“皆喜戴花”。据《武林旧事》，杭州茉莉花上市，价格颇昂，而当地“妇人簇戴，多至七插，所直数十券，不过供一晌之娱”。《夷坚志》载，临安有一个机坊主周五，有一个如花的女儿，听到外面有卖花声，看到与平时不同的花，就多给花钱，“悉买之，遍插于房栊间，往来谛玩”。比较起来，人们更喜欢簪戴与观赏鲜花，于是，就引发了诱人的商机。对城市的鲜花消费，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有一段颇具市场眼光的论述：城内外家家供养，都插菖蒲、石榴、蜀葵花、栀子花之类，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。何以见得？钱塘有百万人家，一家买一百钱花，便可见也。唯其如此，花圃原来是作为达官贵人庄园的附庸，到了宋代，种花业也逐渐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新兴农业，甚至出现了一种叫作“花户”或“园户”的种花专业户。一些大中城市花卉养植业已呈现规模效应。南宋赵蕃有诗反映了临安近郊的这一趋势：昔人种田不种花，有花只数西湖家。只今西湖属官去，卖花乃亦遍户户。种田年年水旱伤，种花岁岁天时穰。据《西湖百咏》，临安余杭门外溜水桥北，“河界东西，土脉宜栽花卉，园人工于种接，仰此为业”，其中《东西马塍》一诗歌咏了这些专业花户的莳花技艺：土塍聚落界西东，业在浇畦夺化工。接死作生滋夜雨，变红为白借春风。马塍在南宋已经成为临安城花卉种植基地，“都城之花皆取焉”，叶适有诗述其规模之大：“马塍东西花百里，锦云绣雾参差起。”由于马塍一带“种花土腴无水旱”，即便“园税十倍田租平”，花户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。于是，就有《西塍集》所说的情况：山下六七里，山前八九家。家家清到骨，只卖水仙花。据叶适说，这些马塍花户深知“高花何啻千金直，著价不到宜深藏”，没有好价钱是绝不出货的。而且，有的花户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客户，不愁卖不出去。有一首《马塍卖花者》就反映了这一史实：十里宜春下苑花，浓香染著洞中霞。采夫移得将何处，担入宫城许史家。不仅杭州，苏州东城与西城“所植弥望”，扬州种花的专业户也是“园舍相望”，就连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的园户也是“植花如种黍粟，动以顷计”。三与此同时，都市卖花业也红火了起来。除两宋都城外，洛阳、成都、苏州、扬州等大城市，都有定期的花市，其喧阗程度以至于“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市相逢咽不通”。柳永有词形容市民花卉消费的热情：“渐渐园林明媚，便好安排欢计：论篮买花，盈车载酒。”扬州开明桥“春月有花市”，市上芍药的身价有时比洛阳牡丹还昂贵，以至韩琦有诗云：广陵芍药真奇差，名与洛花相上下。洛花年来品格卑，所在随人趁高价。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，以海棠花为胜，也有诗说及其价格：“化工裁翦用功专，濯锦江头价最偏。”洛阳的花市似乎每年在牡丹盛开时开张，据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说：每逢花市，“凡城中赖花以生者，毕家于此。至花时，张幕幄，列市肆，管弦其中”，招徕游春人与买花者。文彦博有诗云“去年春夜游花市，今日重来事宛然”，看来他是游兴盎然的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说杭州“虽小家无花瓶者，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，盖乡土风俗如此”。因而这里的花市也让杨万里叹为奇观，他有诗赞叹杭州和宁门外的花市：先生一见双眼开，故山三径何独怀？君不见内前四时有花卖，和宁门外花如海。范成大则在卖花处见到梅花上市，引发实地走马探梅的雅兴：烟浓日淡不多寒，担上看花雪作团。想得竹边春已暗，明朝走马过溪看。于是，在宋代都市，卖花人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，卖花声成为一首悠远的协奏曲。北宋诗人张耒有诗云：春风扬尘春日白，衡门向城人寂寂。淮阳三月桃李时，街头时有卖花儿。这个卖花儿给三月扬尘的淮阳带来了春的消息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则以优美的文字记载了汴京清晨的一帧卖花图：季春，万花烂漫，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，种种上市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晴帘静院，晓幕高楼，宿酒未醒，好梦初觉，闻之莫不新愁易感，幽恨悬生。方岳有诗描写了南宋西湖上卖花的场景：“马塍晓雨如尘细，处处筠篮卖牡丹。”词人蒋捷有一首题为《卖花人》的词，也堪称一幅城市风俗的水墨白描：担子挑春虽小，白白红红都好。卖过巷东家，巷西家。帘外一声声叫，帘里丫鬟入报。问道买梅花，买桃花？四簪戴鲜花固然时髦，但一来有时令限制，二来花销不菲，因而仿制生花就开始走俏，制花业也应运而生。宋太祖时，洛阳有姓李的染匠，擅长打造装花襭，人称李装花。宋代话本《花灯轿莲女成佛记》中的莲女就是“家传做花为生，流寓在湖南潭州，开个花铺”。仿生花多以绢、罗制成，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。据《梦粱录》记载，宋代杭州城里，一种罗帛脱腊像生四时小枝花朵，“沿街吟叫扑卖”。诸行市中则有花团、花市和花朵市，主要坐落在官巷里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“极其工巧，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”，又以齐家、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。可以推断，《水浒》里写到金枪将徐宁、小李广花荣在对阵时也“鬓边都插翠叶金花”，簪的似是仿制的生花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鲜花种植户与生花制造者之间就有了利益冲突。许棐的《马塍种花翁》就折射出两者的矛盾：东塍白发翁，勤朴种花户。盆卖有根花，价重无人顾。西塍年少郎，荒嬉度朝暮。盆卖无根花，价廉争夺去。年少传语翁，同业勿相妒。卖假不卖真，何独是花树。男子簪花习俗在元代依然盛行。《开诏救忠》是一出元代敷演的杨家将杂剧，其中潘仁美在辕门有一句科白：“将过花来，我与两个副帅簪花饮酒者。”杨七郎恰巧来讨救兵，见状悲愤满腔道：“天也！我父兄困于番阵，太师在此簪花饮酒，正是几处笙歌几处愁也！”说的虽是宋事，折射的却是元代的风尚。倘若不信，元杂剧家白朴的几句散曲，该让你的疑问涣然冰释：青春过了，朱颜渐老，白发凋骚。则待强簪花，又恐傍人笑。既然男子簪花在宋元时代是一种不足为怪的习俗，满脸横肉的蔡庆自然有权在鬓边簪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，就像现在大妈也有权画眉毛涂口红那样稀松平常。黄脸横肉，干卿底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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