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西方在审美理想上都以“和谐”为美的最高理想，然而不同的是：中国人对儒家的“中和之美”表示认同，从而侧重审美主体的心理属性。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超验的和谐理想表示认同，从而侧重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。

中国的哲学是圆的哲学，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圆的哲学精神和曲线的美学精神。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是《易经》。何谓“易”？“日出为易”，日象征生，与《易经》所谓“生生之谓易”、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①相符合。而“日”字为圆形，按照中国人这种圆的精神，人格至善至美的“自我控制”是“虚实相生”的人生美学的依据。道家“虚无”的观点乃是艺术家对于字宙、自然、人生的一种神秘喜乐感的显现，也是艺术家人格自我控制的显现。中国人追求曲线的美学精神，是说中国的艺术家（诗人和画家）善于以流动的眼光，表达他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感受。比如中国的书法艺术、昆曲艺术和园林艺术都是以一种曲线的美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。

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曾将数学的理论运用于音乐的研究。他们发现：“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。”①这里指声音的和谐，它的准则是高低相称。亚里斯多德也认为“美要靠体积与安排”。这里指形体的和谐。

与西方人不同的是，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老子，都不曾像西方人那样，对琴弦或人体等审美对象进行过数的计算和量的测试，然而他们也讲“和谐”。儒家的和谐是情与理的统一，道家的和谐是心与物的统一。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，他们所追求的和谐主要是一种心理的和谐。中国人所讲的“和”首先是一种情感的协调。

正像《礼记·中庸》所解释的那样，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，也就是说，由衷的情感最终还需要节制，从而达到情与理的统一，这就是孔子所追求的审美理想。

在对和谐理想的追求中，柏拉图把和谐分为外在的与内在的，两者统一为美，把“理念美”看作美的最高境界；孔子把外在的和谐称为美，把内在的和谐导入“善”的范畴，把尽善尽美的统一视为美的最高境界。

正像毕达哥拉斯要在一切审美对象中都要发现神秘的“数”一样，孔子则要在一切山川景物中都要发现可贵的“德”，即将仁、义、智、勇等这些人类自身的美好品德赋予特定的自然对象，从而使君子在这种拟人化了的自然对象之中发现自己的本质力量，在物我交融的审美境界中培养人的道德情操。故此，中国的“比德”之风盛行不衰。君子以玉比德，强调“玉”的温润和内在的光辉美；以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四君子的形象启迪人道德的完善，总是把自然美看作是一种完善人性的形式。

中国人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即是儒家提出的“中和之美”，把“中”看作和谐的唯一尺度，强调在矛盾双方中不走极端，相辅相成，“乐而不淫、哀而不伤”、“怨而不怒”、“礼乐相济、美善相乐”等等都是以“中”为和谐的最高审美标准。这种“以和为贵”、“以和为美”的审美观念一直影响、制约着中国古典艺术。例如，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从逆境转入顺境的大团圆，都是以“中”为和谐的最高审美理想的具体体现。可以说，“团圆之趣”是中国古代文化、平民和统治者的共同需要和趣味，“团圆之梦”是中国古代全社会的人共同做的。可见，中国最大的圆即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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