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，此语折射出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伦理追寻。对知识分子来讲，出仕做官就像农民种田一样，是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但在从政生涯中，难免出现道与势、德与位的对抗，对孟子而言，这种对抗不会对他造成困扰，“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乎哉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下》）在对方势强、位强的情形下，孟子敞开了以道抗势、以德抗位的姿态。他对“勇”的讨论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，主张在各种冲突中体现大勇，从克服有形的恐惧到获得真正的自尊和人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问题得以凸显：哪些品性构成了“勇”的真正基础。

人们必须清楚个体能力的有限性——“莫非命也”。“命”是在人力控制之外的事情，作为一种神秘存在，是不可知的，“行止非人所能也”，但人们仍应以深邃崇高的态度对待天意。面对强悍的命运，孟子为我们指引了道路：“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”，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也”（《孟子·尽心章句上》），期许人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“求在我”的修身立德上，在性与命冲突中，坚守道义。君子应当在各种困境中始终保持道德活力，而“勇”会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最大的帮助。事实上，孟子雄辩地主张：一切美德的最高形式只有通过勇敢地战胜种种苦难才会产生15：

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（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下》）

“心”“性”概念的摄入，说明“勇”作为理想人格的组成部分，其着眼点不再只是战胜困难、临危不惧，而是个体心灵上的坚定，而心灵的坚定和平静来源于主体对道义的自信与持守，道义的意义大于生命本身。孟子塑造的人格层面之“勇”，是通过对道的体认而形成的，可以激发无穷的精神力量，这点可与大丈夫品格相互发明：

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（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）

大丈夫是伟大的人格，是对道义原则的坚定持守，不随功名利禄等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转移。孔子“行义以达道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的独立意志、荀子“其行道理也勇”的人格风范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，实可与孟子的大丈夫品格相互发明，均不着眼于“力”之一面，而强调以仁义为依归，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。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，主体一旦选择仁道，就将无所畏惧，为仁道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。正是这种意志上的坚忍性，构成了完美人格的又一规定。

人不仅有维护身体健康的物质需要，更有提高人格价值的精神需要。孟子曰：

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从之，今之人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；既得人爵，而弃其天爵，则惑之甚者也，终亦必亡而已矣。（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上》）

孟子对比了“天爵”与“人爵”，认为世俗的地位权势是普通人所追求的“人爵”，仁义则是道德完美之人的追求。“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”（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上》），如果不能在道德精神中安顿生命，一味追求高官利禄，这类人“惑之甚矣”。“勇”是促使人们遵循理性产生的道德原则、不为外物所诱的道德意志力。“尊德乐义，则可以嚣嚣矣”（《孟子·尽心章句上》），德性人格必须以道义为原则。坚守道义是儒家真正的大勇精神，这种不为外界所改变的独立的道德判断和人格，构成了儒家强大的内在生命力。坚守道义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澄明义利之别，立足本身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。孟子将“大勇”内敛为德性生命的品质，这与孔子认为的“勇”是他德之节制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从孟子整个思想体系看，道义大勇说主要着眼于王道政治领域，针对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，并没有真正涉及德性人格的主体素质，这是孟子“勇”观念的局限所在。康德曾提出问题：“我应该做什么（whatoughtItodo）？”16按康德的说法，这一问题属于道德的领域，以普遍的法则、行为的完善为目的。与康德不同，另一些哲学家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