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原始社会到夏启，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建立，再到夏商周王朝的更替，人的“类”意识充分觉醒并逐渐确立。人开始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，相别于自然具有独特性、神圣性、创造性、复杂性，人对于自身主体意识的认识与探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再到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动荡，礼崩乐坏，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精神思想上的大解放，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，个体在经历了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之后，再次从群体中剥离出来，人们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，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张扬。

学界对于“君子”思想的研究尤以先秦时期最多，其中包括孔孟荀的个案君子思想研究。孔子身处春秋时期，封建礼制趋于瓦解，由“王土、王臣”，到孔子描述八佾舞于庭“孰不可忍也”；从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到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，政治权力的不断下移。

孔子无奈发出了天下无道的感慨，与之相伴的便是频繁的战争，人口减少，生产停滞，民生凋敝。但也正是这种动荡环境，使原先由贵族独享的受教育权利流向平民阶层，在此过程中，孔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孔子认为如果想要社会秩序步入正轨，首先便要“复礼”，即恢复周礼。而周天子已丧失原有的威信，“复礼”仅靠强制性手段已无任何作用，因此孔子创造性地提出“仁”的概念，并且首次将“仁”规定为人的本质。“仁”即爱人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行“仁”依靠的是主体内心的真情实感。

而“礼”植根于人的本性，以“仁”注“礼”与援“仁”以“礼”，通过“行仁”来实现“复礼”。至于如何行仁，孔子提出“为仁由己”，行仁是由内心自觉向外扩散的，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驱使与外在利益的诱惑，自觉自愿行仁的人，孔子叫他“君子”。

由此，孔子真正完成了赋予“君子”一词以德性内涵，并且阐释了君子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”“勇”等主体意识表现。“君子”一词并非由孔子所创，在孔子之前便存在，但其起初并不侧重于道德内涵，直到孔子才完全赋予“君子”一词以道德属性。

孔子“不问马，先问人”的人本情怀，体现了其类意识的充分觉醒，而后孔子发挥个体意识以“德”配“位”，完成君子内涵由“位”向“德”的转变，德行君子便成为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。

孟子继承孔子君子“仁”之特质，认为“仁”规定了人的本性，人的一切行为统摄于“仁”，依据“仁”之内心深层的意识形态，进而内究“仁义礼智”四德之原。如果说孔子对“君子”理想人格的探索是主体个体意识的觉醒表现，那么孟子所阐释的“君子”思想就是个体自我意识的张扬。

相对于孔子来说，孟子对君子思想的研究从人性论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探讨。孔子创造性的将“仁”规定为人的本质，同样孟子也强调“仁”为君子的本性；其次，孟子相对于孔子，将“智”对于君子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。

孟子认为“智”要以“仁”为前提，失去“仁”的“智”不能称之为“智”。在“仁”的前提支撑下，高扬自我智能的作用，孟子所说的“万物皆备于我”就是君子充分发挥自我主体意识的体现。

对于“义”，孟子说：“羞恶之心，义也。”对于“礼”，孟子说：“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。”对于“信”，孟子与孔子都是多与“忠”相联系，以至于“忠信”成为一个表达君子特质的核心概念。

从“君子”一词出现，到孔子完成对“君子”德性内涵的灌注，“君子”一词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。

因此《论语》中“君子”多指“有德”君子，但这也不代表孔子完全排斥“有位”君子，而是提倡先好好地修为自己，使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，扎实的技能，高尚的品德，再去获得与自己相符的地位与有义合理之财，这也符合儒家一直所倡导的“入仕”思想，先修己再安百姓安天下。

今居中国，去人伦，无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为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，况无君子乎！

这句话强调君子、礼仪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。身居中原国家，如若没有君臣之礼、祭祀之礼、交际之礼等人伦礼仪，没有管理的官员，那国家怎么运行呢？精美的陶器少了陶工都难以夺人目光，更何况国家没有官吏呢？此处的“君子”可直接译为官员或官吏。

孟子笔下的“君子”大多都是“有位”或“在位”之人，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从“位”去理解孟子的君子思想，而忽视了其“有位”君子也是需要具备高尚德行的，“位”是君子更好发挥自己能力的前提，为“为善与平政”提供了一个更高更大的舞台。

荀子继承孔子君子思想，将“礼”抬升到至高地位，重视君子理性个体意识的培养。荀子认为，由于人之先天性恶，故需要通过后天的“化性起伪”“治气养心”等学习行为改变先天本性，将礼义礼法等理性要求内化为主体的理性自觉行为。

从春秋孔子之时到荀子出生，天下已经历了近四个半世纪的战乱，人们饱受战乱之苦，强烈渴望天下统一。随着战争愈演愈烈，各国统治者大量招揽人才，此时的游士奔走于列国之间，朝秦暮楚，择木而栖，荀子作为游士中的精英也不例外，在当时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三为祭酒，吸各学派之所长，发展完善自身学说，逐渐形成具有荀子特色的思想体系。

孔子的君子偏重于德性内涵，对于“位”，孔子不强求亦不反对；孟子的君子具有了“大丈夫”般的豪情与义气，内推于心，外扩于行，更加注重主体对本心的修养，对于“位”，孟子认为是实现理想的必要前提，“位”与“德”缺一不可；

荀子的君子继承了孔孟君子的德性内涵，但他突出强调了礼法对于君子的重要性，对于“位”，荀子认同孟子“德位”君子的看法，并且大大提升了君子的地位，相对于孔孟君子形象思维，荀子的君子更具有了理性思考的显著特征。

荀子较之孟子一个还有最大的不同点，便是在人性方面的探讨站到了孟子的对立面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，主张“四德”来源于人皆有之的“四心”，并指出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就是因为君子存有此心，而小人失掉了此心，进而由“不忍人之心”扩展到“不忍人之政”，提出了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的“仁政”思想。

而荀子主张性恶说，认为耳目之欲、名利之欲都是人之本能，如不对其加以约束，只能引发更大的祸乱，而人之生来的恶性，便是后天祸乱之源，但这种恶性是可以通过后天“化性起伪”加以改变的，这就是荀子强调礼法重要性的缘故。

孟子认为“仁义礼智”的存有，在于主体内心的修养，偏重于主体自身的内部约束。故荀子主张的改变人性的方法，便是依靠礼仪法度，对主体言行进行约束，侧重于外部节制。

孔子君子思想重“仁”，孟子君子思想重“义”，而荀子君子思想重“礼”。换言之，荀子的君子可以称之为礼法君子，荀子以“礼”规范限定君子，使君子具有了“礼”外在形象气质。

综上所述，与孔孟相比较，荀子的“圣人”，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更强，扩及对象更广，政治属性更浓厚，主体自身的后天努力更加重要，这个继承与发展过程，实质上，就是荀子个体意识张扬的真实体现。

总而言之，孔子君子思想中的主体意识，体现为那些身处乱世，仍心怀天下的世人们的不懈追求，无关权势地位，无关金钱利益，只是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家园。

孟子个体意识的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。首先，孟子的母教对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。“孟母三迁”只为让孟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，三次迁居，最终定于舍学宫旁，“及孟子长，学六艺，卒成大儒之名。

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，进一步继承与改造孔子的君子道德人格，阐发了与孟子大不相同的、具有荀学特色的君子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