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

君子坦荡荡

孔子说: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。

在人际关系中,小人要比君子劳累得多。比如,要忙着结党营私,要成人之恶,所做的一切还要遮遮掩掩……这么多劳累加在一起,真会使任何一个人的快乐被扫荡,轻松被剥夺,人格被扭曲。

结果如何,可想而知。人们历来只恨小人天天志得意满,却不知他们夜夜心慌意乱。

君子当然也劳累,但性质完全不同。君子要行仁、践义、利天下,即便缩小范围,也要关顾到周围所有的人,达到“周”的标准,能不劳累吗?

只不过,这种劳累,敞亮通达,无须逃避质疑的目光,无须填堵已露的破绽,无须防范种下的祸殃。这一来,劳累也就减去了一大半。剩下的,全是蓝天白云下的坦然畅然。

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。”它纠正了民间所谓“做好事受罪,做坏事痛快”的习惯性误解,指出究竟是“受罪”还是“痛快”,需要从心境上寻找答案。答案,与民间的误解恰好相反。

小人很想掩盖“戚戚”,因此总是夸张地表演出骄傲、骄横、骄慢、骄躁。什么都能表演,唯独不能表演坦然。这正如变质的食品可以用各种强烈的调料来包裹,唯独不能坦白地展示真材实味。

当然,君子也会有忧虑,那就是在面对更高的精神目标的时候。例如,孔子所说的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

就是说,君子对每天的得失,可以全然不忧不惧,但对大道的沉浮,却抱有一辈子的担忧。

孔子、孟子所描述的这种君子形象,似乎只是一种很难实现的人格理想。但是,我们只要闭目一想,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大批德行高尚又无所畏惧的君子,世代传诵,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。

由此可见,这样的君子不仅可敬可仰,而且可触可摸。孔孟教言,并非虚设。

02

君子中庸

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

中庸,是儒家设定的思维杠杆。但是,他们又把这种思维杠杆看成是君子应有的美德。“中”是指避开两头的极端而权衡出一个中间值,“庸”是指一种寻常实用的稳定状态。这明明属于方法论的范畴,怎么会成为一种最高道德呢?

主要原因,与文明的艰难历程有关。

人类在开始拓植文明之后的很长时间,艰险的环境危及生存,不得不处处运用过度之力。面对荒昧,面对野蛮,面对邪恶,若不超常用力,怎么能够活下来?

终于,活下来了,那又必定加倍地动用重力、暴力、武力进行自卫和惩罚。既然一切都以超常的形态出现,当然又会引发更加超常的报复。

时间一长,以暴易暴,成了人类生活的第一规则,几乎谁也免不了。连不少仁慈的宗教,也发动了一次次宗教战争。

强大、威武、雄蛮,变为多数权势者和庇荫者的人格企盼,也成为大家的生存方略。在这种情况下,谁都不敢承认,却又不能不承认,人类正由俞演俞烈的杀伐程序走向自毁自灭。

一切都起之于过度用力,又以道义的借口让那些过度之力走向了极端主义。极端主义,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现代命题,其实在遥远的古代已经是一个广泛渗透的意识形态。

明白了这么一个整体背景,我们也就懂得,孔子为什么要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最高道德了。

他很清楚,如果种种极端不受控制,人类的灾难必将无穷无尽。那么,靠什么来控制极端呢?一定不是另一种极端方式,而只能是中庸。

现代社会有一个重大误会,常常以为中庸是平庸,激烈是高尚。进一步,又把中庸者看成是小人,把激烈者看成是君子。但是,伟大的古代哲人告诉我们,事情正好相反。

那些在两个悬崖之间低头为普遍民众找一条可行之路的,一定是君子;相反,那些在悬崖顶端手舞足蹈、大喊大叫、装扮勇猛的,一定是小人。所以又可回到我们这一论述的起点:“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”

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:“小人极端,君子反极端。”

环视全人类,这种中庸思想,或者说这种从属于君子之道的中庸之道,为中华民族所独有。国外也有“取中间值”的方法论,但不像中华民族那样,把中庸奉为至高,不可或缺。

中国的古代哲人把中庸看成是存亡的关键,而事实证明,中华文明确实成了人类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或湮灭的幸存者。

相比之下,直到今天,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,不管经济情况如何,都喜欢炫耀极端。要让他们了解中庸,执行中庸,实在非常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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