屠岸先生

（一）

与屠岸先生相识，因为他是我的领导。

年，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。那时他是这家出版社的常务副总编辑。一年以后，社长严文井退休，总编辑韦君宜改任社长，屠岸便接任总编辑，同时兼党委书记。社领导分工，韦君宜坚持要退居二线，由屠岸主持日常工作。所以，屠岸实际上就成了出版社的老板。

说他是老板，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。见过他的人，都会一眼认定他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。人文社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但是在众多知识分子之中，屠岸尤显风度翩翩，一向是以儒雅著称的。与人交往，他永远面带和善的微笑，目光炯炯，神情专注，时时显示出对人的关切，使人如坐春风。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，遇到这样君子式的老板，不需交往，就有几分亲近的感觉。

最初我只知道他是翻译家，而且功夫很“硬”。因为我父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，对翻译界的情况很熟。他告诉我，他50年代就知道屠岸，读过他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。父亲说，在英文中，莎士比亚作品较一般文学作品难译，因为它已然是古英语；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，又因为使用了古音韵和极其严格的格律，就更加难译。这是一般翻译家不敢涉足的领域。屠岸能做系统的莎诗翻译，至少说明他的英文和中文都是一流的。

对屠岸这方面的天赋和成就，出版社里也常有人夸赞。那时人文社的编辑部藏龙卧虎，名声显赫的大家学者，可以数出一长串名字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我们初来乍到的小编，最爱听的就是老编们那些牛人牛事。

说到韦君宜，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两次“勇闯中南海”，为莫应丰的《将军吟》和张洁的《沉重的翅膀》这两部打破当时思想禁锢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创造条件，最终这两部小说都获得中国当代小说的最高奖励“茅盾奖”；

说到聂绀弩，大家尤其爱说他的豪放不羁和特立独行。他的作品《散宜生诗》出版之前，胡乔木主动表示要为他作序，称他的诗是“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”，而他还不太买账，好像老大不情愿的样子；

说到牛汉，大家常讲一个细节，就是年他被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第一个被逮捕。那天他刚打完球，在单位院子里被带上警车，手表和钢笔放在办公桌上都不准取回。但牛汉拒不认罪，始终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；

至于说到屠岸，大家时常提起的，是他和郭沫若叫板的事。50年代，郭沫若根据英译本翻译了波斯诗人奥马尔·哈亚姆的《鲁拜集》，在人文社出版后，屠岸发现其中有些地方有硬伤，是误译，便去信商榷。一次与郭偶然相遇，又当面质疑。最后郭迫不得已，给编辑部写信说:“我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……”

但后来我才知道，屠岸不仅仅是翻译家。和人文社众多的老专家相比，屠岸的特点恰恰在于既博又专。他自称是一只“三脚猫”，意即能作诗，能翻译，还能写文学评论。其实他自己也忘记了，他还有第四只脚，能从事绘画创作。前几年，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六位“边写边画”的作家举办了一次“六人画展”，屠岸便是参展者之一。所以说，多才多艺才是他的真实写照。

不过对我来说，屠岸首先是编辑出版家。他和韦君宜，以及几位曾对我耳提面命的老编，对我走上编辑道路，可谓启蒙开悟之师。

那时出版社非常重视青年编辑的培养。在我入行的最初几年，韦君宜、屠岸等老编辑都曾为我们讲课，或者举办青年编辑座谈会。韦君宜讲当编辑第一不要想赚钱，第二不要想当官的话对我如醍醐灌顶，而屠岸谈到的一些理念和观点，也都令我永生不忘。

我记得，那时王蒙在《读书》上发表文章，谈当代作家的“非学者化”倾向，主张作家要读书，要治学。屠岸便对我们讲，编辑也要学者化。腹中空空的编辑是无法编好书的。他强调，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，而是要帮助作者提高图书的质量。如果编辑只做一个“二传手”，把作者的稿子直接送到排版厂，那么出版社就该关门大吉了。

他还说，编辑既要自信，又要不自信。要自信是为了积极地和作者商榷，帮助作者改稿；不要自信是为了避免自以为是。他举的一些例子我至今记得，比如孙犁在的《荷花淀》里，用“藕断丝连”一词形容抗日游击队员的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情，编辑擅自改成了“牵肠挂肚”，屠岸认为，尽管编辑修改的用词是准确的、妥帖的，改得很好，但是作者不接受，认为这一下扯上了“肠子肚子”，难听，还为此发了脾气。所以还是得尊重作者的意见改回来。他还说到老编龙世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几乎将《林海雪原》从头写过，使这部作品成为名著，但是再版时，龙根据当时的读者反映，在没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，将少剑波和小白鸽的爱情故事删减了一些，引起作者不悦，龙世辉只得道歉。所以屠岸提醒编辑们，一定不要自作主张地擅改书稿，即使你的意见是正确的，也还是要先征求作者同意，然后再下笔。他还做出一条规定，就是编辑的修改意见，要用“贴条子”的方式反馈给作者。

他的这些观点，几十年来我一直牢牢地谨记。近年来我在大学讲编辑学课程，也写编辑学著作，每每谈到，编辑拿到一本书稿，一定要为它增加附加值，使它带上“我”的印记，体现“我”与众不同的创新。这种想法，就是从屠岸反对编辑做“二传手”的观点中脱胎而来的。再如，我强调编辑改稿，只解决“信”与“达”的问题，也就是准不准确和通不通顺的问题，不解决“雅”的问题，因为“雅”的标准因人而异，无法统一。这个看法，也是受了屠岸关于编辑不要过分自信的观点影响。

当然，屠岸先生对我的影响，更根本的一条，是他打开了我走上编辑之路的大门。我到人文社工作以后，按惯例，先与同来的5个大学生一起做了将近1年的校对，这也算是接受专业培训。培训期满，社里需要为我们分配编辑部门，由于6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党员，而出版社的人事处当时急需用人，就决定把我留下当人事政工干部。我极不情愿，但是看到人事处长紧绷的脸，不敢去求情。须知，那时的人们组织观念很强，而人事部门的权力也极大，他们一旦决定的事，通常没什么可商量。你不服从，注定碰钉子不说，弄不好还要挨批。可是我的确不能接受这个现实，考虑再三，决定去找屠岸。虽然在当时，我和屠岸不熟，甚至不能确认他是否记得我的名字，但因为他的形象给我一种亲和力，使我有勇气去向他申诉。

一天吃午饭时，我见屠岸在大食堂里独坐一桌，就端着碗凑过去。他很客气地让我坐下，与我闲谈。我对他说，自己遇到了人生重大问题，请他帮忙。他很诧异，询问究竟，我说明了缘由。我说自己来出版社，就是为了做编辑而来，可现在一天都没有做就要改行，我不甘心。我说我知道在人文社当编辑不容易，大学毕业时，我的老师陆耀东先生听说我被分配到人文社，特地把我找去当面嘱咐，要求我一定谨慎和努力。我说请他相信，我有自知之明。如果三年之内，我发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，那么我会主动选择去做人事政工干部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尝试做编辑的机会，做得如何请他考验我。

屠岸放下了筷子，两眼一直盯着我，神情专注地听我讲完。最后，他伸出一个手指，说了四个字：“一言为定”，顿时令我心花怒放。现在想来，就是这四个字，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

这件事，使我感受到了屠岸的民主作风和礼贤下士的君子风度。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也给他留下了印象，此后多年，我觉得他对我也一直比较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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